中国经济新常态：迈向21世纪国际经济新结构的内部和全球挑战

　　概述:本论文试图对中国近几年的贸易政策做一回顾,作为第十三个五年计划颁布之前对经济常态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序言。这一论文的假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目前在国际经济中扮演的主角如此之重要,致使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将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对世界将如何划分提出一点看法。看法的形成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就经济开放的讨论做出的决定。由此提出,中国实施的变革符合投入产出的逻辑,投入产出将决定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由此决定其他国际行为者的变化。为证实这一假设,论文从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学科角度,提出体系通论作为理论框架;同时,将使用林毅夫的“新经济结构主义”的观念及其基本原理,使我们的假设更具说服力。

　　关键词:中国,全球经济新结构,五年计划,改革,经济体系

　　前言

　　最近三十年,中国经历了其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从邓小平开始执行的改革起,开创出了中国奇迹。邓小平执政引发了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中国社会曾遭受毛的时代的后果、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令人痛心结果的折磨。

　　变革首先起于内部,通过土地的非集体化,为今后采取向外发展的措施开辟了道路。中国对外国际联系也经历了一系列阶段。头十年特点是受中国与前苏联合作计划的左右,第二个十年的特点是中国闭关自守,七十年代的十年间中国又重返国际舞台。

　　中国的新阶段,可划分两个时期,一个是政治时期,另一个是经济时期。政治重返国际舞台始于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访问北京,通过那次访问,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有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从此,开始对中国大陆的外交承认。1978年,以邓小平的经济开放的改革为标志,开始了第二个时期,因为1978年之前,经济活动集中在公共部门,国家所有占77.6%,集体所有占22.4%(马洲[u1] ,《中国》, 北京: 中国外文出版社,2013)。当时邓小平引述的一句话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政治姿态,谢淑丽指出(《脆弱的超级大国》,2007年,第19页):

　　邓小平解释说,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把门打开,使得中国能使用外国资本、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外国管理经验。

　　基于这一思想,邓小平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宏观经济改革、放松国内市场监管、向国际市场开放。最为重大的项目之一是建立经济特区,试图为吸引外国投资创造必要条件(罗梅尔·科尔耐霍·布斯塔曼特,《经济特区,来料装配厂?中国的1985年,第445页》

　　在八十年代,这些经济特区大部分首先建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的经济特区,是中国经济结构受控调整的试点项目,借以证实高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条件”(《中国--非洲:经济特区》,2013年)。在建立经济特区的同时,中国政府降低关税,从1982年的56%,降低到2003年的11%(谢淑丽《脆弱的超级大国》,2007年)。

　　这些动作使得中国经济开始不寻常增长。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使得中国1978年至2004年这一期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9.5%。然而,尽管采取了开放措施,不能说国家作用的体现,像开始执行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改革的其他国家的那样,已降至最低程度,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不允许采取这类行动。简而言之,“中国如今之所以欢迎全球化,是因为近几十年,中国从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中得到的好处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在中国眼里,全球化是可以获利的一场游戏”《脆弱的超级大国》,2007年第19页)。

　　21世纪:对中国而言,一个责任和挑战并存的世纪

　　21世纪来临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体制中起的作用有一系列的变动并提出质疑,因为中国一方面执行和平崛起的理论,而另一方面开始在非洲留下新殖民主义的行动痕迹。

　　谢淑丽(脆弱的超级大国》,2007年第21页)对中国奇迹所产生的效应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滑铁卢”,指出,中国的方法方式不仅吸引了投资与技术,也影响了国际政治。然而,政治影响这一课题却被低调处理。北京政府公开拒绝接受有这类影响,因为在其外交政策中,使用主权观念作为阻挡西方批评责难的一个要素。因此,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在不同的欠发达国际的投资,纯粹是经济行为,并无政治意图。近期言论中就指出中国对非洲投资就使用这一做法。

　　中国将其经济战略集中在那些根据“三个世界的理论”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如按地区划分,第三世界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和平共处这一词汇,是中国执行外交政策的另一个支柱。最近几年,通过合作计划利用这一支柱浸透到上述三个地区,以中国奇迹是不发达世界的一个榜样为由来证明合作计划是无可非议的。

　　中国在亚洲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主要是东盟国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贸易存在得到提升;这一情况在21世纪的头十年在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这些国家的交往中得到加强(何塞·杜兰·利马和安德列阿·佩杨德特拉,《东盟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对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的地区挑战》,2010)。另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集团主要贸易伙伴的日本和韩国组成了东盟+3;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签有一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和东盟这两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一个重要方面是,尽管有某些危机,这一地区依旧生气勃勃,2008年危机就是佐证。东盟2008年向中国的出口增加了14.8%,仅是危机的初期至2009年3月下降了18.5%。尽管如此,2009年之后,保持上升趋势。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双边投资,2007年起变得十分重要。到21世纪头十年末,中国投资了35亿美元,而东盟投资了63.2亿美元,中国2011年的投资额也达到这一数值。中国东盟的关系因减税而进一步稳固。但实施减税分为两个阶段,与东盟创始国取消了90%的关税,而与其他国家从2005年起逐步减税,预期2015年完成(罗伯特·乌尔门特,《东盟: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关系和潜力》,2013)。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提升了与拉美的经济活动,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继续对外开放。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这一事实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序幕,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期间,中国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关税减税政策。除了加入世贸组织进行的经济改革— 降低关税,金融、制造业和农业等的产业调整—,降低间接税使中国出口企业受惠,因为有助于他们进一步发展和参与国际市场。尽管中国的经济对外开放是逐步进行的,但因为中共的长期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力争不伤及国内生产的运行(莱昂·德拉洛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习近平执政及中国与拉美的关系》,2014)。

　　中国和拉美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始于2003年,当时双方之间的贸易额为268.06亿美元。2004年双方间进行的历史性和有决定意义的访问对这一情势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胡锦涛对拉美次大陆的访问,标志着与一些国家建立了战略关系。胡锦涛出访了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古巴;也促成了委内瑞拉政府和中国政府的会晤。这些会晤的重要性在于中国从21世纪起对拉美有兴趣。2004年签署的贸易、投资、航天、旅游和教育等的协议有39项之多就表明了这一点。

　　那次访问十年之后,中国在拉美地区的作用增加程度之大,已取代了一些拉美贸易伙伴的欧洲国家。如今,在拉美次大陆贸易中是美国和中国在争夺领先地位。2004年这一年标志着中国起步在拉美地区经济中扮演一个积极角色。基于巴西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及巴西在南美共同体的作用,巴西自然而然是打开拉美地区的门户。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数据,估计2015年中国将取代欧盟成为在拉美的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埃瓦·萨伊恩斯,《拉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新战场》,2013)。尽管在拉美主要经济体有中国的存在,中国与该地区第二大经济体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关系有限,这有助于美国仍是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从百分比来看,墨西哥占美国与拉美地区贸易量的85%。

　　中国与非洲的双边关系在2007年得到有力加强,胡锦涛2007年访问了八个非洲国家,尽管那次出访受到西方人权组织的指责。中非贸易额2008年达到1100亿美元,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超过了50亿美元。最突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安哥拉、南非、尼日利亚和埃及,尽管如此,几乎在非洲大陆的所有国家都有中国的重要存在。正由于这一点,北京推动召开了中非合作多边论坛(吉利耶尔莫·马丁内斯与克里斯托弗·布科,《非洲,中国的新边疆》,2008年)。

　　这一情势使得中国成为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按照何塞·雷伊诺索2014年的说法,这一变化出现在2009年: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中国2009年以13.5%的份额超过美国,成为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从2005年的100亿美元升至2013年的2100亿美元。中国2500家企业在非洲大陆运营。

　　中国在非洲的存在的动机是在尼日利亚、苏丹和安哥拉采掘原油和在非洲大陆的南部和西部开采矿产品。而非洲国家从中国的进口主要是电话机和纺织品。

　　李克强总理2014年访问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时强调中国要向非洲大陆提供贷款。(2014年)先是一笔100亿美元,后来增投一笔20亿美元,作为资助基础设施建设的基金。

　　中非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开采稀土矿。这一战略资源目前受中国控制,尽管开采稀土矿的复杂程度高,但中国控制了世界生产量的97%。非洲地区起着重要作用,是由于中国为垄断稀土矿资源而出现在南非、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这些地区国家。中国垄断后对该资源拥有定价权,高价与其他国家贸易,低价用于国内消费。这就招致中国在世贸组织遭到美国、日本和欧盟的起诉(席尔温特,西班牙战略研究中心,《稀土市场:战略性市场》, 2012年)。

　　中国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和本世纪的头几年开始与欧洲重建联系。随着七十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欧洲和中国以1985年签署的中国和欧洲共同体的贸易和合作协议为契机,开始了更紧密的关系。之后几年,出访是江泽民任期的特点,重返欧洲,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下一个执政任期,胡锦涛继续江泽民的做法,偏重国际出访,因为面对日益增长的双向投资,为抗衡欧洲主要贸易伙伴的美国,欧洲也未排除在外。这些行动使得中国2004年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由于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增加了40倍,欧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欧洲投资出人意外地市最早来到中国这个亚洲大国。那些年份,欧洲的私人直接投资超过了350亿美元(阿弗雷多·帕斯托/戴维·戈塞,《欧盟与中国的关系》,2005年)。尽管如此,由于缺乏有效的运作计划,上述一些投资使人沮丧,如西班牙的潘瑞克食品公司就是这样。

　　中国的进步,可视之为对三个世界理论的一个重新诠释,正如页脚注释中所述,欧洲必须与第三世界团结一致,来抗御第一世界的霸权。然而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冷战时大相径庭。因为中国在三个世界都有经济存在。俄罗斯的情况,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起,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得到恢复。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1996年的上海五国集团,2001年正式成立,其想法是成员国增强相互信任,推动睦邻友好,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技、能源、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有效合作。正是这一组目标,我们能从中识别出上海精神的最初要件。但不能忘却,上海合作组织之所以诞生成立,因为它也是一个捍卫边境利益、成员国国家通道安全和稳定的理想机制。如果探究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前的背景,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集团中,俄罗斯本身较弱,中国又专注于经济发展和捍卫领土完整,其他一些前卫星国随波逐流。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国,我们就能发现情况今非昔比。当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初衷是在他们之间建立横向关系和组成排除美国霸权之外的集团,这是无可非议的。如今,上海合作组织的面貌不再是以求生存的组织,出现在世人面前是一个以俄罗斯和中国为重要核心,在军事、经济、能源、政治等方面力求谋求扩展的组织。尽管如此,上海合作组织并未遗弃上海精神的理想主义成分,如和善和低调的准则,中国是该理想主义的代言人。

　　还有,我们对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不能视而不见,因为贸易和双向投资,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尤为坚固。对美国而言,中国是其出口的主要伙伴;对中国而言,美国是购买其商品和服务的第一大买家(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览》,2014年)。

　　有关政治议题,许利奥·利奥斯对两国经济领先者的关系有以下描述:

　　中国由于其不断增长的实力寻求在世界各地扩展其市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的进取力度不可避免地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产生影响。竞争区域无法局限在临近的亚太地区。竞争扩展到地球每个角落,包括拉美(许利奥·利奥斯,《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及其对美国的涵义》,2015年,第292页)。

　　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近几年里成功已浸透到世界各地。这就导致产生要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去认领一个行动积极而言语谨慎的角色。中国学者金灿荣(《崛起的中国如何面对---大国责任》,2011年)详细列出带有国际体制结构和作用特点的中国责任的清单:

　　·金融责任

　　·人道主义责任

　　·气候变化责任

　　·全球治理责任

　　·国际安全责任

　　·汇率责任

　　金灿荣视这份清单是中国“勤奋研究先进科学技术和西方体制的结果,是确定要像英国、美国和日本那样的‘现代化国家’增长的目标”(《崛起的中国如何面对---大国责任》,2011年,第7页)。

　　因此,中国提倡称之为“中国梦”的观念。这一倡议首先针对国内,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中合法地位的一部分,习近平的政府利用中国梦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奇迹。中国在外交中推进中国梦并非近事。因为自习主席执政起加深了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承担责任的思想理念,使用“中国梦”的论述旨在与其他人类分享一个基于合作和致力于“做伙伴非盟友”的财富(鞠桂萍,《习近平外交思想新寓意》,2015)。

　　中国关于经济议题的表述从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发表的声明而开始成型,在声明中胡主席表示,“全面改革,就是要有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程序的举措”(金灿荣,《崛起的中国如何面对---大国责任》,2011年,第150页)。由于这一想法的产生,人们对中国的低调和国际抱负开始提出质疑。从胡的发言中,能明显看出中国在运作的结构和方式方面给出提议。近几年,这一提议的力度加大,特别是在习执政之后。

　　另外,2008年的危机给中国提供了机会来强化这一思想,这意味着由于美国和欧洲丧失了主导地位,对全球的拯救行动来自亚洲(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拉美和加勒比的国际参与概况》, 2010年)。

　　然而,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些病灶也开始显现,随着时间而表现越发严重(金灿荣,《崛起的中国如何面对---大国责任》,2011年),如:

　　·经济结构不合理

　　·新政府暂遇困难

　　·贫困问题严重

　　·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社会冲突存在

　　·贫富差距拉大

　　·环境污染及导致的伤害

　　中国这些弱点不仅金灿荣提及,西方也有所介绍。亚洲协会智库强调指出,习近平尽管是世界上最具力量的国家主席之一,但他面临一系列问题,会使他变得举步维艰。这批学者对中国的领悟,带有一系列看法,其中包括:维护和平以保持其领导作用,以经济和政治轴心耗尽中国,对外开放放慢,推动私人企业在一些重要城市发展,反腐败政策和环境保护的挑战(埃利克·费色,《习近平是谁? 亚洲协会播客的介绍》,2015年)。

　　国际系统和新结构主义

　　对国际系统的传统定义是指“一组相互关联的、处在特定环境的、同时由子体系组成的变量,…… 当某物质(投入)在体系的变量比率中发生激烈变动,因而改变体系的行为特点(莫顿·卡普兰援引贝拉斯科斯,2011)。这一定义可保留的是如何使得国际系统在整个21世纪仍然行之有效的方法方式,允许这类变量包括跨国行为者,如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否则,我们会发现国际体系的定义只是符合国家-民族为其主体的观念。

　　在这一观念中,世界政治是国际行为者互动结果(巴勃罗·瓦尔德斯·菲利普斯和胡安·萨拉萨尔斯帕科斯,《现代世界政治手册》,1979年)。因此,根据卡普兰关于国际系统的概念,世界政治是一组同时具有从结构到系统的效应或产出。对这一观念的解释表明要重新审视国家-民族相互间如何运作和互动的。再回到卡普兰有关国际系统的定义,投入在系统的变化和进步中起着中心作用。因此,在国际系统中,我们能发现国家的对内政治与对外政治之间的关系。

　　正如在本文概述中所指出的,将审视林毅夫的 “新经济结构主义”的观念,这一观念创世于前不久,其产生目的是为了解释全球经济的动力,其中,所谓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结构中发挥着支撑的作用。

　　新结构主义保留了某些原有的理论支柱和框架,以便能提出一系列能解释国际经济中的最新倾向的基本原理。基本原理之一是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存在的理念。林毅夫审视了凯恩斯理论鼓励出现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的范例及其结果。同时指出,这一“干预理论”的盛行在拉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地区的效应是令人沮丧的,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在扩大。因为,新一代根据对发展的研究,将争取变革结构作为目标,并坚持市场和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重要作用,即市场和政府在协调发展两大支柱的投资中积极有为的角色对资源的配置(林毅夫,《经济新结构》,2012年,第45页)。以此,新结构主义的理论家们指出: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遵循结构经济的新研究,依据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由于经济有可能有力增长、贸易表现良好,没有国家必须补助的企业,其经济将是有竞争力的,税务状况和对外账户可能在预期之中的。(林毅夫,《经济新结构》,2012年,第30页)。

　　当前国际经济的环境是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要素禀赋差异造成的结构不尽相同。一方面,一些国家资本匮乏,劳动力和/或资源充足,其经济活动受制于规模经济,因此,其基础设施状况使其生产和市场的经营受限和处于低水平(林毅夫,《经济新结构》,2012年,第22页)。面对这些,新结构主义的最初指责是针对罗斯托,及其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的看法。新结构主义认为,“经济发展从低到高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光谱,非一系列阶段明显不同的机械式的序列”(林毅夫,《经济新结构》,2012年,第26页)。

　　根据这一提法,新发展主义家们指出:

　　发展中的经济体继续其比较优势,使其产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更有竞争力。结果是,经济有潜力使收入水准提升和储蓄水平提高。资本投资的收益将会更高。因此,家庭储蓄将会更多,从而使得国家财富结构的更新会更快(林毅夫,《经济新结构》,2012年,第27页)。

　　至于政府干预,新结构主义摒弃了把进口替代看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要素的传统看法。新发展主义把进口取代模式看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上升进程中的一个自然现象,对劳动力或资源等充足的经济体,是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而作为配置结构变化的结果,并不是使用财政政策或其他扭曲低收入高成本发展的结果。

　　关于财政政策,新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效应可能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在使用反周期支出对提高生产率进行投资时有所差别。同时新结构主义也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衰退期间,要利用利率作为反周期工具,作为振兴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提升投资手段,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林毅夫,《经济新结构》,2012年,第30至32页)。

　　新结构主义另一点不同的看法是私人直接投资所起的作用。私人直接投资长远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有利的,可引导到与比较优势相关的产业。另外,还有利于获得技术、管理经验和进入新市场,以及有助于社会相互间融合。对于这一点,新结构主义反复强调,正是一些国家的政府承担为私人直接投资提供便利而招致失败。失败是因为缺乏良好的评判标准来物色对资源配置结局恰当的产业,因为一般而言,政府会把赌注下在与国家比较优势无关的产业上。这样一来,战略就变得过分宏大了,取得成功的做法是政府要将投资集中在成熟的部门。对于这一点并作为一个基本原理,新结构主义指出,“为有利于产业现代化和多元化,政府的政策应放在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新产业一旦建立起来,在国内和国际上能迅速变得有竞争力”(林毅夫,《经济新结构》,2012年,第35页)。

　　我们从这些建议中可以发现,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头十年的基本作用是制定战略,通过对外开放和保护主义双重手法来使国家实现现代化。中国以劳动力优势从外国投资中获利,同时,对外开放使得中国技术创新上取得进步。下面,再回到新结构主义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基本原理,理解中国最近几年是如何经历的。

　　以下我们来回顾中国政府有关贸易政策的改革及其内容。

　　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前景以及2014、2015年的现实

　　在直接进入近两年情况以及国际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变革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计划的某些方面做出说明。

　　中国经济制度服从于五年计划这一安排。五年计划是从1953年起毛泽东政府时期开始执行的。然而,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及的,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始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中国政府把这些五年计划划分为两个阶段(周,2013年):

　　1.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九个五年计划(1953年至2000年)是中国发展的牢固基础

　　2.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标志中国成功成为世界发展最为强劲的经济体之一

　　目前正在实施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将于今年完成。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致力于:

　　·加强并完善宏观经济的调控。

　　·经济持续增长。

　　·在国内生产总值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五年计划实施的第二阶段也伴随着中国的贸易政策结构的一系列改革以及战略的实施,同时引起了全球性的变革。下表介绍该政策进展的相关信息:

 

年份	变革或战略	影响
2001	中国共产党承认企业家为第四个代表	国内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国际
	中国居民可购买B股	国内
	取消保护国内工业的价格管制以及农产品出口补贴	国内及国际
2003	外籍人士可购买A股	国内及国际
	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国内及国际
2004	为加强对私有制的保护进行宪法修正	国内
	成为东盟+3成员国	国际
	建立上海合作组织	国际
2005	中美第一次经济合作战略对话	国际
2006	中国与智利及巴基斯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国际
2007	中美第二、三次经济合作战略对话	国际
2008	中美第四次经济合作战略对话	国际
	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	国内
	中国与新西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国际
	中国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国际
2009	中国与秘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国际
2011	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国际
2013	宣布建立11个自由贸易港。通过上海-浦东区域	国内及国际
	提出新丝路概念。2014年重提，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加以区分。	国际
2014	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浦东自由贸易区扩至陆家嘴、金桥及张江	国内及国际
	中国与冰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国际
	中国与瑞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国际
2015	上海电子商务向外国企业开放	国际及国内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最后文本确定	国际
	中国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	国际
	中国人民币元对美元汇率贬值3.5%	国内及国际

 　　表1: 中国贸易政策在21世纪的变革和战略

 　　资料来源:Lewis,2008;马州,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5

　　从上表可看出,中国近几年对外开放致力于达成合作协议和自由贸易协定。但对内方面还有些尚待开放的议题。

　　可将胡锦涛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议的一组改革措施视作为习近平时代的先声。这些改革措施目的是为保持中国奇迹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创造实际成果。第一项改革致力于通过对资本流动的监控以及对国际金融组织和中介机构的调整来完善国际金融体系。第二项改革旨在通过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来改革国际金融组织。第三项改革方案是为了推动地区金融合作并建立援助机制。最后,第四项改革提议目的在于推动国际外汇体制优化进程,使国际外汇体制多元化,以达到其稳步提升的目的。(金灿荣,《崛起的中国如何面对---大国责任》,2011年,第151页)。提出上述看法是便于理顺并理解当今中国及其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这一复杂的难题的方方面面。

　　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曾谈到被视为史无前例的中国奇迹和持续增长。但近几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像前几年前那样显眼醒目。中国带着一系列有利条件迈入2015年,并拥有达到国际水准的经济实力:中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具有巨大活力,被认为是实际购买力上的第一大经济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国以及金砖银行的发起国,在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中占有95家,在2014至2015年已投资8704亿美元,所有这一切在国际上的积极作为只有一个目的:在2015年实现7%的年增长率。去年的增长率是7.4%,助长了上述乐观的条件的形成。

　　但是,2014年下半年和2015年初开始出现了对中国和和依赖中国的经济体来说并不令人鼓舞的情景。国际货币组织甚至还将在2014年10月出现的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视作2015年经济情况的前兆。然而两大事件使得2014年以不寻常的方式收尾:一方面是乌克兰问题以及对俄罗斯及其石油的猜测,另一方面是对于希腊大选的不确定性以及希腊为应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作为首个受影响的经济体,俄罗斯遭受卢布贬值。之外,出于其经济对石油的依赖,以石油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石油生产国在油价下跌后受到影响;同时,世界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有人开始对在2008年的危机中产生的新兴经济体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疑问。简而言之,这使得在美国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成就时松了一口气。

　　对国际形势出现的种种怀疑不安开始伤及北京的计划,因为2013年中国曾表示进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人们期待在2015年获得更大进展。此外,中国人支持的猜测早就存在,同时,这些猜测对于把上海变为世界经济之都的计划也十分有利,因为自由贸易区是实施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最佳选择,这意味着中国迈向了巩固经济主导权的最后一步。但是,由于中国曾肯定对外开放的渐进性,突然开放被认为对体制有极大危害。然而如今,中国共产党能否持续性发展在于“中国梦”的计划能取得多大成功(莱昂·德拉洛萨和拉波尔德,2015)。成本效益比率意味着,面对北京的说辞,外国直接投资和外界对改革的期望由使人鼓舞变为小心谨慎。

　　面对这一出现的情景,中国2015年启动了两个重要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新丝路,它们对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从1月至5月,中国出口额增加了2%,同时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数额也发生下降(中国商务部,2015年)。这两个项目旨在2020年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东盟、中国、韩国,同时与2015年启动的中国东盟区和东盟+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有联系。

　　气度不凡的中国开始在证券交易所出现不太有利的征兆。中国股市7月初下跌引发了对中国稳定性丧失信心的首个征兆的产生。股市下跌事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内因中国新富豪入市而超涨150%有关联。由这些投资资本大量逃离所产生的重大损失证实了中国的产业和政府的监管不成熟,一方面,中国股市被认为是一个赌场,另一方面,北京次日决定投放资本以提升指数。但这本身又引起一系列对铜、煤炭、铁矿石等的商品的投机,从而导致其价格下跌。到8月中,中国政府决定对美元的汇价进行调整,在不到72小时的时间内出现三次贬值。怀疑情绪导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2015年8月24日出现“黑色星期一”。此次8%的下跌对全世界所有股票交易所,尤其是石油价格,产生了多米诺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变动的短期最大受惠国是美国,其经济出现增长,货币对换其他外汇也出现升值。因此,当论及基于猜测的市场时,最佳战略是一组西方和中国分析家有关中国经济实力持续性的意见看法,另一方面,这也披露了中国的神秘深奥,证明此时怀疑7%的目标是有理由的。也给美国重提战略提供了的机会,使美国市场在美元货币明显增强美国债券的收益率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更有竞争力。

　　有关中国未来经济及其对国际经济的影响的意见看法,既有激进的,也有较为乐观的。在激进派中,美国企业家沃伦·巴菲特(2015)就是一例,他认为中国坍塌迫在眉睫,这意味着中国及其盟友终结的开始。福布斯分析家吉耶尔莫·巴尔巴也持同样腔调,指出:

　　当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据自2009年以来遭遇最大的收缩时,中国标志着新兴国家开始停止执行外汇“大储备”的举措。这是全球经济继续迅速“变冷”的又一个征兆。

　　另一端,中国学者对情势的看法不同。北京大学的黄益平认为,目前是给中国在国际经济中扮演主角提供了机会。“中国人民银行八月进行的调整,使得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清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认为,中国对美元贬值的战略是增加顺差(《环球时报》,2015年)。

　　汤姆·狄马克持中间立场,他的看法是,尽管时代兴衰起伏不定,但由于中国政府声明对其经济战略进行调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综合指数仍上升了5.3%。他还说,“我们相信我们短期将会看到好转,但也会看到市场再次受到侵蚀”(汤姆·狄马克,2015年)。

　　然而中国政府并非能掌控一切。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美国丧失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后将会如何动作。德意志银行认为有一系列因素,妨碍美联储提高利率。这一分析中有七点理由认为提高利率是不理智的(亚历山德拉·斯卡戈斯,《美联储下周不会提高利率的七点理由》,2015年)。

　　1.外汇市场疲软。

　　2.美元疲软:这对净出口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将有负面影响。

　　3.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宣布的提高利率未提前贴息,政治家们甚至反对升息。

　　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关键成员似乎放弃九月提高利率的想法。

　　5.美联储今年还有两次提高利率的机会。

　　6.这不意味着美联储对市场丧失信心。

　　7.通货膨胀短期内没有上升迹象。

　　依据以上分析,可认为中国近几个月的战略是国际经济最具重要性的指标之一,这也不排除美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

　　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主要看“经济新常态”的思想,新常态是基于为中国经济全方位的增长创造必要条件(中国日报,兰兰,2015年)。在这意义上,中国经济新阶段中的一个支柱是与国有企业与私营部门有关的创新和创业之间的相通程度,因为值得观察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牺牲中国对内对外监控的条件下在国际范围内再次助力国有企业的投资新动力能允许到何程度。这是因为对国有企业的评论认为国有企业是制造资产泡沫、造成通货紧缩和债务的一个要素(凯雷·黄,《南华早报》,2015)。

　　中国常态对21世纪国际经济结构的影响

　　国际不同社会整合到一个资本主义的唯一市场,是国际经济新结构的基本倾向。不同国家寻找融入到这一倾向中,通过战略安排和竞争、差别化和附加值的政策来争夺全球市场,在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中寻求优势。国际贸易的优势来自每个国家的内外条件所产生的竞争因素。

　　正如迈克尔·波特论述有关产业启动和如何制定竞争战略时所说的,“应采取进攻性或防御性的行动,来创造一个在产业中可以防御的地位,目的是成功面对竞争力量,为投资创造环境”(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1998年)。

　　国家的竞争优势是可以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进行比较评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是:

　 

 

 

                                       1. 制度 

                                       2. 基础设施 

                                       3. 宏观经济稳定性 

                                       4. 健康与初等教育 

                                       5. 高等教育与培训 

                                       6. 商品市场效率 

                                       7. 劳动市场效率 

                                       8. 融市场成熟性 

                                       9. 技术设备 

                                       10.市场规模 

                                       11.商务成熟性 

                                       12.创新 

 

    　来源:嘉信理财集团,2014年

　　从这些支柱中获取世界水准的竞争力指数,决定了国家在每个支柱中的强弱,显示出每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地位。

　　中国历届政府近几年采取的行为和改革使得中国处在30个最佳竞争力的国家之列,下面数据可以证明:

 

　　表3:2011至2015年年中国全球竞争力指数

　　来源:嘉信理财集团,2014年

　　取得最高水平是2011-2012年期间,在评估的144个国家中位于第26位。以后两个阶段下降,其后在最新报告期中地位好转。考虑到在全球评估变化不大,表明中国竞争力表现是持续不变的。

　　另外,中国的计划和其常态的情况表明,中国的五年计划的政策在竞争优势中得分,特别是在世界经济论坛测算的支柱不同领域。在这背景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一期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中国2014-2015年的数据如下: 

　　表4:中国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按支柱的结果

　　来源:根据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指数的数据制作,嘉信理财集团,2014年

　　在最新一期评估中国竞争力的12个支柱中,两个支柱比较突出:在市场规模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中国分别获得第二位和第十位。分析宏观经济稳定的变量与政府预算平衡、储蓄水平、通膨变动、公共预算赤字和信贷评级有关。

　　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和其稳定性所表现的结果是使市场规模成为中国经济引擎的基础。这是因为制定和实施了五年计划。例如控制通货膨胀水平,这在全球占首位,并保持2.6%的水平。

　　储蓄是宏观经济影响世界经济论坛评判中国竞争力的第二个变量。中国这一变量上处在第五位,仅低于像东帝汶、卡塔尔、科威特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这一情势是中国计划战略的产物。

　　政府预算平衡是宏观经济的变量,在争取宏观经济稳定目标中,这将成为未来的一个弱点。这使得中国在144个国家中处于第50位(嘉信理财集团,2014年)。能解释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有用于支持其生产企业的补贴项目,使得这些企业能成为经济引擎以及近几年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五年计划的未来战略中,这一变量要注意,因为会影响汇率和中期增长目标。

　　至于市场规模,按以下变量来衡量:国内市场的规模,境外市场的规模,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在第十个支柱的变量中结果表现十分突出,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在世界占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决定这一点的是中国国内市场的健壮,同时也从商品和服务进口中得到补充。中国的国外市场超过了像美国、德国、印度和韩国这样的经济体,其原因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创造了条件,在生产领域具备优势,对投资的支持以及特别补贴。

　　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中国经济占第二位,也仅次于美国,差距为3404亿美元,越来越接近美国的生产总值(嘉信理财集团,2014年)。这一参数表明实现了五年计划的增长目标。

　　通过这组数据以及以上段落所解释的内容,我们能从国际贸易和中国贸易政策的角度重新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以解释世界经济结构在市场规模方面是顺应中国市场的条件,是适应中国竞争力水平的影响。

　　三个世界理论根据政治和经济特点将国家划分为三组。采取这一理论是从外贸角度根据与中国经济的联系以及每个国家表现出的参与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势来划分不同的国家。在第一世界中,我们称之为“竞争国”,是那些有某种竞争和/或比较优势的国家。也就是说,在某些生产要素的使用强度上具有某种不同的要素,主要是资本要素,在特别市场的某些地段环节与中国产品进行竞争的国家。另一方面,减少商品实体分销成本的地理要素除外,是那些能根据自由贸易协定或相似协定以关税优惠进入到中国出口的市场的国家。对处于这些情况的国家,我们能确定墨西哥在竞争国的类别中就是一例,因为墨西哥与美国和德国的贸易关系,除了离美国市场近外,可利用从与美、德的贸易协定所获得的便利。

　　第二世界是受中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国家,我们称之为“消费国”,这些国家是中国境外投资的接受国,作为其完善其市场装备的手段。在这些国家,中国利用投资接受国的竞争要素来转移中国部分生产过程,投资如港口、免税仓库、通讯、或公路,或勘探完善其供应链所需的自然资源。由于其人口特点和特别的市场区块,这组国家是中国产品的净进口国。也就是说,在贸易结算中其供货主体是来自中国的企业公司。那些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产品关税优惠市场准入的国家除外。这类国家我们可以确定的国家是肯尼亚、安哥拉、哥斯达黎加、菲律宾,他们是中国境外投资的主要接受国,美国、香港、日本、德国和韩国这些近几年来也是中国出口目的国的国家和地区除外。

　　采取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最后一个世界,我们称之为“供应国”,这组国家与中国建立关系是为了利用中国提供给这些国家的竞争力条件,做法是在中国建立的经济特区里设立生产过程,视之为中国经济贸易政策的组成部分,给予关税优惠条件,以开展企业公司的活动,这些企业公司主要在广东和厦门等地区。另外,在这组国家中,有些国家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来寻求完成中国企业的生产及出口的活动,或作为向中国市场出口的供应商。这种情况就是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供应商国家,他们利用中国需求,视中国为出口主要目的国,这些国家以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巴西、智利和秘鲁等等为例。这些国家利用国际贸易新理论确定他们在现代贸易活动中发挥跨产业贸易的作用(斯坦伯格,2004年)。

　　我们提议采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为了理解基于在世界经济论坛最近四年来所发表的全球竞争力水平基础上的新经济结构主义,它也是中国政府贸易政策和五年计划的产物,其影响到国际贸易新结构,很明显,根据中国政府即将公布的五年计划所追求的目标,国际贸易新结构在21世纪的国际经济中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结论

　　本章节第一个结论与前章节所论述的一切相关。当今经济格局是出于对不确定的独到肯定,因为要策划短期稳定的情势,中美两个经济领行者一定程度受到限制。从两方面可以证明。首先,正如德意志银行的约瑟夫·拉冯戈纳所述,外汇市场虚弱;其次,中美经济高度依附,这种情况意味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激烈变弱都会使对方变得脆弱。“黑色星期一”交易所所发生的就是例证。因此,要确信中美两国政府为实现他们的经济目标能分别采取的措施。这种形势会给市场自动调节带来可视之手,作为拯救整个全球化带来一丝曙光。根据政府的作用,我强调新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即“稳定的第一要素应是信任政府领导人,因为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在确定经济结构中政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林毅夫,《经济新结构》,2012年,第275页)。因此,对习将采取的措施信任程度和对这些措施的肯定,将决定结构以及中国继续成功与否。

　　至于第二个结论,我再次利用林毅夫提出的前提条件,他指出,“在金融领域,诸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或最重要的问题是金融结构和发育成长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这一理念非常符合中国的现实,因为正如本文通篇所述的,中国在贸易上占据领先地位,然而金融缺乏稳固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当今现实有着决定性影响。论述至此,围绕外汇战的猜测提出了若干问题,中国的战略是不是要取代贸易外汇的美元?中国政府是不是错误理解了国际经济结构出现的一些变化?中国还是巩固中的经济体,是不是表现出不太成熟?对于这一点,要指出,从胡锦涛的发言和习近平的领导地位中看,有可能中国在金融领域有其战略。对此,我援引金灿荣的一些意见(《崛起的中国如何面对---大国责任》,2011年,第154至155页)。

　　中国的形势与日本当时的情势相同,那时日本连续顺差,外汇储备很高,表现在在资本市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施压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大幅度急速升值不但无助于减少西方国家的贸易赤字,而且相反直接影响与出口相关的产业。2010年3月,美国参众两院向奥巴马政府施压,要求把中国指定为货币操作国,这包含建立汇价霸权的构想。他们认为,中国夺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赢得了不公正的优势。然而,中美经贸交流是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结果。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有利于两国的经济合作。

　　金灿荣的这一简要论证是重申了中国融入金融世界的低调姿态。即承认其外汇的能动性,但同时表明它不是与美元相对抗的一个要素。尽管如此,在其引述中并非一成不变的方面是最近一次贬值造成外汇储备减少35.6亿美元(新华网,2015年)。因此,这样的行为,可视之为对经济安全的左右为难。因此,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谈论2008年危机之后已强盛的中国,中国2015年已显露出不确定性情势。在我看来,出现差异的决定因素是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作用变位,中国期望加强国际经济最具风险的金融部门。因此,其结果是目前不能实现年增长7%的目标,但符合新结构主义指出的金融领域-发展-增长的比率。

　　面对这一情景,很明显,中国政府将继续决定今后的演变,因为根据林毅夫的说法,国家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作用发挥成功有两种鉴戒: 一是根据配置结构制定发展新产业的政策,二是根据实际购买力计算(第156页)的人均收入大于100%的国家,政府支持的是成熟产业。因此,这两种主张对贬值作为解决措施的可行性提出质疑。这也能解释前不久的贬值没有增强信心反而助长了中国情势的风险和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了解。

　　最后要说的是,我敢肯定,在我们所处的全球化进程指引下,中国政府今后采取的战略将为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动奠定基础。尽管如此,面对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要对今后情势提出看法过于大胆冒险。然而,中国共产党将仍旧是决定如何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方式的权威。因此,我赞同汤姆·狄马克的看法,不管中国指标如何律动,但不稳定因素将继续存在。因此,通过以下列示的相互矛盾的关系就能理解2015年的最后几个月将会如何:

　　根据这一图表重要一点是指明,一组与经济相互依存相结合的投入和产出,将不会产生绝对进项的结构,而是相对盈亏的结构,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对中国政府风险较小,对美国忧虑较大,因为当前环境有利于削弱经济最大竞争对手。

 

 

　　作者: 拉克尔·伊萨马拉·莱昂·德拉罗萨 

          拉克尔·伊萨马拉·莱昂·德拉罗萨(Raquel Isamara León de la Rosa),女,墨西哥人,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国际贸易学士学位教师-研究员,在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在西班牙埃纳雷斯·阿尔卡拉大学获得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硕士学位,目前在中国华南理工大学中文(普通话)系就读,在科利马大学攻读跨太平洋关系博士学位            

　　     埃米利奥·阿道弗·卡尔德龙·莫拉

　　     埃米利奥·阿道弗·卡尔德龙·莫拉（Emilio Adolfo Calderón Mora），男，墨西哥人，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国际贸易学士学位教师-研究员,在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西班牙墨西哥科技大学获得国际贸易学士学位;在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获得中小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国际贸易本科专业的负责人,国际贸易专业修学学士学位毕业考试-高等教育评估全国中心考试技术委员会成员　　　　

表2: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