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

   

　　    林毅夫。

 

    一说到“一带一路”,通常就会想到“几十个国家、几万亿投资、多长的铁路”等,但我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更重要的是自由贸易协定。

　　——— 黄奇帆

　　中共对新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的最重要经验之一就是,“要致富先修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抓手来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

　　——— 林毅夫

　　“中共对全球经济治理贡献的最重要经验之一,就是要致富先修路。”林毅夫在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如是说。

　　10月14日,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主持,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等展开对话,与台下约200名各国政党领袖和外宾交流中共经济治理经验。

　　全球三分之一电脑重庆造

　　中共的经济治理做了什么?会议一开始,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拿重庆的成绩说话。

　　黄奇帆介绍,十八大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部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抓住最近十年市场需求和国际化需求最大的手机、电脑、打印机、汽车等来发展。

　　“现在全球1/3的电脑是重庆造,去年全球大体销售1 .81亿台,重庆生产6000万台。全球一年销售15亿台手机,重庆大体能生产3亿台左右,占1/5。全国一年生产汽车240 0万台,重庆达到330万台,在31个省市区中产量最大。”黄奇帆说。

　　同时,重庆抓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黄奇帆介绍,仅去库存方面,2016年在大半年时间里去掉720万多平方米商品房库存,预计全年消除10 0 0万平方米。重庆还去掉1000多个僵尸企业,其中300多个房地产的僵尸企业。

　　一系列经济治理举措带来的成效是,重庆今年1-9月G D P增长10 .7%,固定资产增长、工业利润等多项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

　　发达国家教训:

　　把现在的危机推向未来

　　重庆的成功是结构性改革的成功。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取得成效的结构性改革,在西方发达国家却迟迟未见动静?

　　林毅夫说,其实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内部都有了共识,要想从全球经济危机真正复苏,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但8年过去仍然没有推行下去。

　　林毅夫说,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是金融机构去杠杆、政府减少财政赤字等,但这些政策在短时间内会减少需求、减少投资、降低经济增速、提高失业率,在政治上是不允许的。

　　黄奇帆说,过去8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最主要采取的调控措施就是货币宽松政策,这种对总需求放水的调控政策一般只能把现在的危机推向未来,一个危机解决后又引发更大潜在危机,或者把自己的危机推给别国。因此要从供给侧的角度进行改革。但做降成本、降税收、去库存、去僵尸企业这些痛苦的调整,如果遇上选举政治,往往在一段时间内会失去选票。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里根断然采取供给学派的政策,痛苦几年之后,80年代后期英国和美国经济取得较好发展。

　　中国最值得借鉴的经验:

　　要致富先修路

　　要把结构性改革推进下去,一个方法是给改革创造空间。林毅夫说,过去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要求援助,IM F开出的主要药方之一就是建议遭遇危机的国家货币贬值,从而增加出口,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

　　林毅夫说,但货币贬值的难处是,2008年金融危机是在发达国家共同发生的,发达国家的产品在国际上相互竞争,如果哪个国家用竞争性贬值来增加出口的话,就会抢了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其他发达国家很可能也会用竞争性货币贬值来对冲,结果大家都没有办法用货币贬值的方法给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打破这个僵局,必须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方法。”林毅夫说,这就是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内创造就业、增加需求,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长期来看促进经济发展。真正好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每年亚洲需要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约8000亿美元,非洲约5000亿美元,全世界约两万亿美元。

　　“根据研究,发展中国家每投资一块钱,就增加7毛钱的出口,其中三毛五来自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也是给发达国家增加进口,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

　　林毅夫说,中共对新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的最重要经验之一就是,“要致富先修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抓手来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不仅是“修路”,

　　更重要是自由贸易

　　提到“一带一路”,最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实践者黄奇帆有自己的看法。他主动拿起话筒表示:“一说到‘一带一路’,通常就会想到‘几十个国家、几万亿投资、多长的铁路’等,但我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更重要的是自由贸易协定。”

　　黄奇帆解释,他所说的自由贸易协定,与WT O的贸易协定不同,WT O的协定只包括货物与关税协定,而一带一路需要签订的协议,既要包括货物与关税协定,也要包括投资、融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各个方面。

　　接着,黄奇帆举例说,重庆到欧洲的铁路几十年前就有,但从前重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货运,就是因为“软体”没跟上,即没有与相关国家形成自由贸易协定。

　　具体来说,从前铁路沿线各国海关管理、铁路部门管理、物流管理等方式是互相割裂的。因此货运跟不上不是硬件短缺,而是软件缺失。

　　“所以中央提出战略后,我们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六个国家海关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任何一个国家海关关检以后,关检互认、执法合作、信息共享,这就形成了海关自由贸易的概念”,黄奇帆解释。

　　除海关签订协定外,中国还与相关国家的铁路部门也签订了协定。黄奇帆说,根据原来各国的制度,境外来的火车一般排在最慢的慢车行列,慢车让快车,快车让特快。签订协议后,目前中欧铁路沿线六个国家都把渝新欧的火车排在特快列车中。

　　据黄奇帆介绍,渝新欧铁路3年前每星期一个班列,今年达到每天一个班列,预计两年以后的2018年,每天一对班列,一进一出。

　　“所以,不一定说大量投资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投资是少不了的,为了补短板。但更重要的是自由贸易协定,”黄奇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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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奇帆讲解重庆政府决策如何制定

　　“政府的决策过程不是政府市长或者几个行政人员独自个人决定的过程。”在10月14日于重庆举行的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向来自欧洲、美洲、非洲、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的50个国家80个政党或组织的200余位外国代表介绍重庆经济结构转型的经验与成果,并讲解了重庆市政府的决策制定过程。

　　本次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2016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主题为“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党的主张和作为”。会议邀请G20国家和各地区重要国家的政党领导人、政要、智库学者以及工商界人士与会,覆盖欧洲、美洲、非洲、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的50个国家80个政党或组织的200名外方代表。此外,邀请嘉宾还包括中央部委领导,国内政治、经济领域专家学者,企业高管在内的100名中方代表。

　　在14日下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有与会代表向黄奇帆提问“政府决策如何吸取智库的建议”,黄奇帆表示,政府的决策过程不是政府市长或者几个行政领导独自个人决定的过程,而是一个依法决策、程序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过程。

　　据黄奇帆介绍,重庆市政府在做各种方案决策时,首先方案的产生是来自于企业、个人或者区县行政单位提出的要求建议。这些要求和建议形成方案过程中,各方建议往往来自三个层面,一是各委办的专业团队的研究;第二个是社会相关的智囊团,不管是社科院、大学还是有关的专家学者一起组织;第三就是人大政协和各方面的代表一起参与讨论。完成这个过程后,这个方案才在市委或省委常委会、人大常委会上进行审议。

　　黄奇帆总结,总的来说,这个职能最终发挥作用是在政府的程序化建设中,在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