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3日-2016年10月15日
中国·重庆
↑15日,2016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茶歇,各国代表欣赏重庆城市宣传片。南都记者 娜迪娅 摄
鲜亮红油的麻辣火锅,急速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灯火通明的江城夜景……10月15日,2016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茶歇时,几名外国参会者忽然驻足在大屏幕前,饶有兴致地微笑观赏起一部正在大屏幕上播放的城市宣传片。
他们在宣传片中看到的,正是本次会议的举办地——重庆。作为“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行程之一,今日上午,参会的40多名中外政要学者走进了重庆市委,一窥中国共产党省级党委的面貌。
“津巴布韦和重庆都是几千万人,你们怎么做到的?”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中国研究中心柏思德1979年第一次来到重庆。“那时候重庆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高级酒店,走在街上还有不少人朝我看。”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则是1978年第一次来重庆,此后在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又分别到访过一次。他在座谈时回忆到,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感觉重庆可能没希望,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但如今看到,这十年确实发展很快。
↑15日,参加2016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40多名中外政要学者走进了重庆市委。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官网
造访重庆市委前一天,与会代表们从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口中听到一个醒目的数字——重庆今年1-9月GDP增速10.7%。
中共怎么做管理搞经济?大多数外国政党领袖和学者揣着这个问题而来。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瓦伊在座谈会上直接问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我们治理几十万人的国家都有很多问题,你们国家这么大,怎么管理?
另一名津巴布韦的代表问道,重庆几千万人,我们津巴布韦也几千万人,但我们时不时停水断电,你们的发展是怎么操作的?
↑15日,参加2016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40多名中外政要学者走进了重庆市委。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官网
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介绍重庆的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时,又一名非洲代表追问,怎么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说,政要学者们还抛出好几个问题,包括重庆如何处理城乡贫富差距,重庆和成都是竞争关系吗,内陆城市重庆如何打造开放型经济。
张国清对外国政要学者解释,重庆进行了扎实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打造现代交通体系,重庆在制造业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等等。他在座谈时表示,自己去过很多非洲国家,其实非洲不应盲目借鉴他国的办法,而应该从非洲自身的情况出发制定政策。
一张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合影引起围观
与张国清对谈前,40多名外国政要和中外学者参观了两个重庆特色的参观地点——重庆谈判陈列和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办公地点。
参观邓小平工作旧居是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学院社会学系学者CaslavOcic印象深刻的环节,“看到邓小平曾经做过的椅子,我就在想,他当年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做出的那些改变历史的决定的吧。”
许多外国政党领袖或学者对中国的内政和历史并不非常了解。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著名的重庆谈判合影前面,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马丁·雅克对身旁的人解释起来,你看看毛泽东的衣服布料,再看看蒋介石的,可见中共当年是在怎样的恶劣的条件下战胜国民党。
“我喜欢参观历史的环节……毛泽东曾经在这里谈判,邓小平在这里工作……我在书里读过这段历史。”马丁雅克说。
重庆市委副书记向外宾谈个人经历“从天上到地下”
“印象最深的是张国清,因为看得出他对重庆非常了解……他很谦逊,讲自己的经历时带一些幽默……”马丁·雅克回忆。
多位外国学者都提及,印象最深的是与他们对谈的中共干部——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在座谈会末尾抓紧问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你以前在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工作,后来调任重庆当市委副书记,有什么体会?
↑15日,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向前进来参观的40多名中外政要学者介绍重庆市委运作情况。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官网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中国问题学者费立民回忆,张国清回答说调任重庆负责扶贫工作是一个“大开眼界”的过程,因为他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现状。“他以前的工作是非常‘高大上’的,而重庆有很多贫困人口需要政府来帮助他们。
“张国清说,那就是从天上到地下……他也说,从中受到很多锻炼……”王绍光向南都介绍。
塞尔维亚学者CaslavOcic这样理解张国清的答案:“做企业的管理者和从政是很不一样的”,管理企业考虑的是如何盈利,作为官员需要集纳各方意见,做出平衡长远的策略。
“国企老总派到地方,不一定是一把手,但负责一线的工作,这是中共的传统。”王绍光说。王义桅则告诉南都,张国清解释自己的经历,也说明了中共的干部选拔和培养制度。
南都观察
40多名中外政要学者团首次走进省级党委
由中联部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至今已举办三届。此前的两届,中联部曾组织各国政要学者走进中纪委、中组部等中央部委。
在外界眼中,中国共产党中央部委大多颇为“神秘”,他们如何运作、如何制定政策是国外的中国研究者最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中联部介绍,他们举办这一对话会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部分研究素材“几经转手”,信息变得扭曲,海外专家学者很难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对中国发展进行研究。
因此,2014年,在“中共反腐败”成为全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热话题时,第一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邀请了50多名外国专家学者走进中纪委座谈,这次座谈的内容一时间登上国内外报纸头条,对话会由此声名鹊起。
两年后,对话会走出了首都北京,将外国政要学者带到了中国的直辖市重庆,对话交流的步伐由此从中央转到了省级城市。
据透露,中联部下一步有意将对话进行至县一级,使得三个层级的运作方式都能被了解。王义桅称,这是要让了解触及中国共产党神经末梢。
马丁·雅克则对此表示,这一系列的安排说明中共对自己更为自信,“我感觉,从前在国际问题上,都是中国政府参与和发声,而现在,中国共产党可以走出来,成为组织的主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塞尔维亚学者CaslavOcic向南都表示,中共邀请国外政党成员与学者与重庆市委交流,不仅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开放透明,还表现了中共愿意与世界交流的意愿,“大家坐在一起,把感兴趣的问题都提出来,坦诚的交流,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
南都记者 程思炜 娜迪娅 实习生朱媛媛 落楠 发自重庆